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辞世，引发了中国大地上如潮般的哀悼与怀念。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不吝赞美之词来颂扬这位家喻户晓的神奇人物，一致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肯定他的历史功绩。
其实，认为普通民众中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李光耀，似乎真说不上。能知道的就是他来中国次数多，每次都受到国家最高规格的接待，于是人们就很熟悉。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这位创造了新加坡奇迹的一代枭雄，是个华人。
中国人历来都有着大国情怀，对周边那些小国家即便发展得再好，也多少有些瞧不起。新加坡是个典型的“蕞尔小国”，国土面积仅718平方公里，比香港还小，其国家元首如何能够得到有13亿人口大国的国民如此敬仰，实在难能可贵。其中缘由除了他华人的血缘外，与他在中国享受的特殊礼遇，中国媒体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高调宣传有着很大关系。
如果说我们因为李光耀是华人而对他情有独钟、一往情深，那并不尽然。因为李光耀虽然根在中国，可他到中国那么多次，却从来没有往广东梅州老家土地迈向一步;要是讲李光耀一贯是中国人民老朋友，也不尽符合事实。在他半个多世纪的从政生涯中，一度是坚定的“反共”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向东南亚“输出革命”中，他的反共立场曾经起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新加坡的共产主义运动，他的驱逐更是毫不留情。
而将中国与新加坡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历史的机缘。晚年的毛泽东，为了扩大反苏联合阵营，已经不计过去追随美国那些国家的反共“前嫌”。而李光耀则是第一批“识时务”者，在1976年5月来到北京，受到病魔缠身的毛泽东亲切接见，旧日的恩怨情仇一笔勾销。
改革开放后，新加坡的发展奇迹更是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青睐。邓小平同志一直对新加坡经验赞赏有加，在与李光耀多次互访交谈中，对其发展经济及国家管理的借鉴推广始终没有间断。比如最早开始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特区，与外资合资合作的外向型经济等，都与新加坡经验有关。
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后，新加坡的经验相对于台湾、香港、韩国来讲，是最能理直气壮举起的效仿旗帜。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批国家公职人员、企业家到新加坡考察学习。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为中国人津津乐道，而高效廉洁的政府、“鞭子+福利”的治理手段更是令人们叹为观止，被描绘为带乌托邦色彩的“新加坡模式”。尽管李光耀本人并不承认有这样一个模式，但挡不住中国上下对它的热衷推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更是为我们找到了有力依据。许多官方总结新加坡模式的阐述，将其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有了这样一个成功榜样，就可以避免了许多无谓争论，可有力反击西方国家对中国道路的说三道四，澄清了中国特色道路上的模糊认识。在这方面，李光耀所提供的新加坡经验，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成为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上有力佐证，增强了自上而下的信心和底气。李光耀于中国人民来讲，可谓功莫大焉。
但纵观李光耀的传奇一生，也颇为坎坷。总的来讲，他是人而不是神。新加坡的经验有许多可取之处，可实践证明，世界上没有一种模式可以在中国照搬照套。李光耀在华人占70%以上的新加坡被尊为国父，在海外华人总数一半以上的东南亚国家里受到普遍敬仰，这才是我们中华儿女引以为傲的真谛。（中华儿女报刊社，文/李西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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