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女性专用车厢的历史可追溯至1912年日本的中央本线，此后虽然几经废止重用等反复，目前仍有日本铁路公司在使用此设计，而韩国、台湾、香港、俄罗斯和北美等地也有过此类实践。笔者无意质疑陆交局意见的专业性，也认为治安优良的新加坡也许并没有必要引进此类设计。
不过，对于新创意，新加坡人是否缺少了点尝试的勇气和动力，还是早已习惯安于现状了呢？“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此类事件令笔者对于新加坡的未来发展，平添了几分也许还不算成熟的思索。
作为一个南洋小岛国，新加坡不仅自然资源匮乏，而且一直被大国虎视，在1965年独立时，能否生存下去都是一个未知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普遍认为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能够独立存在的城市岛国，不仅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而且几乎是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奇迹飞跃。
因此，在外人眼中，新加坡早已不再普通，而是一个被仰慕的非凡发展神话。缔造这个神话的，正是那些建国一代（The Pioneer Generation）。他们不仅吃苦耐劳、实干兴邦，而且敢于冒险和创新，为世人所称道。
1947年，英国房屋委员会的报告曾指出，“新加坡有一个世界上最糟糕的贫民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A disgrace to a civilized community）。”如今新加坡民众拥屋率近100%，并成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始创于1960年的政府组屋（HDB）制度可谓功不可没，它不仅保障了居者有其屋，而且一直坚持富有远见的整体城市规划。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新加坡早在1975年就开始使用区域通行券系统（ALS），并于1998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区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该系统曾令全美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之一的纽约前市长，迈克尔·鲁本斯·布隆伯格（Michael Rubens Bloomberg）羡慕不已，一心希望效仿，却难以完全成功复制。此外，加之独创的“拥车证”（COE）制度，新加坡治理城市拥堵的实效有目共睹。
新加坡曾经是世界上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倒数第二的国家，而如今却几乎没有新加坡居民会为日常用水而发愁，甚至是有些浪费了，达人均每日152公升，比很多水资源丰富国家的消费水平还高。如此自信的用水底气何在？正是基于创新性的“四大水喉”体系，即外来供水、淡化海水、新生水和收集雨水。
新加坡曾经的辉煌壮举和奇思妙想不胜枚举，以上三例已经足以证明老一辈开拓者们的远见卓识。时至今日，早已衣食无忧的新加坡的新一辈，是否仍然具有闯劲、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抑或正趋于保守，不愿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呢？
近三年来，新加坡在世界经济论坛（WEF）所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均高居榜眼，仅落后于瑞士。不过，必须格外强调的是，在12项评价指标中，创新（Innovation）是新加坡的最显著软肋。有人就建议，新加坡可能需要向以色列学习如何创新。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教授，是登上英国时政杂志《观点》（Prospect）的“2014 年全球50 大思想家”排行榜的唯一新加坡人。他今年在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开设的英文专栏很有意思，名曰“Big Ideas”（大想法），旨在“抛砖引玉”，启发民众大胆创新思考，以期探讨如何保持新加坡的非凡性（extraordinary）。
马凯硕教授的部分“大想法”包括，希望新加坡人拥有更少汽车、让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成为世界第一。很可惜，他的“大想法”却大多被网友们嘲讽为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其实，虽然梦想不一定都能成真，但若没有远大理想，注定要归于平庸。毕竟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无限风光在险峰，只有不走寻常路，方能领略别样风景。新加坡过往的卓而不凡的发展成就，正是源于此种创新精神。
因此，诚如新加坡陈庆炎总统所指出，新加坡必须以创新方法来保持经济竞争力。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原因就在于守业者多半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就是畏首畏脚、患得患失。即将步入建国金禧年的新加坡，若要基业常青，唯有继续创新，否则，未来会归于平庸绝非危言耸听。（南华早报中文网，文/张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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