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分析认为，经历30余年的学习和“摸石头”之后，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已初具形态。从悉数兼任诸项新成立小组组长的未来改革“舵手”习近平的“三个自信”和对发展自主性的强调，中国或将更多地倚重于自己的探索和创新。当然，对国外的借鉴学习仍然必须，只是更多地成为一种借鉴和对照。
改革开放中的新加坡印迹
十八大以后，阐释和宣传中国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排除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宣传，成为中共高层尤其是宣传系统的重任。在此期间，一位任职于新加坡研究机构的中国学者郑永年引起关注。郑永年先后在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两篇文章，解读“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有评论认为，郑永年的文章观点与当下中国的外宣基调十分合拍，而其具有的新加坡因素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另一方面信息，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被深深打上了新加坡的印迹。两者相似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使得人们能够站在前人的角度为中国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在2013年以来，中国多家政治属性鲜明的媒体如《学习时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等均有报道涉及新加坡，讲新加坡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反腐如何打“苍蝇”、为啥没有“公务员热”等等。如此高频率似乎折射出执政者急于改革的紧迫感，使新加坡政治社会相关研究再次成为中国显学。再加上十八大后如新加坡般的集权式反腐、“383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到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等迹象，许多观察者产生决策者将学习新加坡模式和重走其发展道路的猜测。
中国与新加坡存在很多相似点，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地区，社会文化形态相近，而且长期以来都是一党执政的集权体制。这种相似性导致两者很容易将对方视为参照系，而双方在发展程度层面的巨大差距，又使得作为后者的中国很自然地将新加坡视为学习对象。在学习对象的选择中，邓小平的意志和倾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最先将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较早开始改革的匈牙利视为学习目标，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后转而向后者学习。但是在经历“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南方讲话首次次提出学习新加坡。
向新加坡学习，不是基于邓小平与时任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的个人友谊，而是着眼于两国相似的国情，以及“六四事件”后邓小平对新加坡式发展的转向。“六四事件”的发生或许同当下出现的“阿拉伯之春”、泰国动乱、台湾“太阳花”运动的根源一样，主要在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一系列矛盾问题、执政团队的治国或应对失策、民众过高的权利或权力诉求等。这被郑永年等一些体制内学者分析为“发展”与“秩序” 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加坡“奇迹般”地成功化解了这一对矛盾，其结果是：经济腾飞、法治健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以及执政党持续执政。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后的一种“理想形态”，自然也会对经历过革命战争、大跃进、文革以及“六四”等诸多动荡、仍然具有民族复兴情结的当时中共决策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中国不会走“新加坡道路”
有观点认为，身兼多项小组组长几成新时代改革“舵手”的习近平也对新加坡模式有着一定的认同。外界一直有声音称，习近平在上位前的2010年，曾同上世纪90年代一般率团队访问新加坡，并且可能授意央视制作有关新加坡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10集纪录片。
不过，即使属实，也并不能明确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将在多大程度上向新加坡取经。
事实上，即使是在90年代大规模向新加坡学习阶段，也是基于当时中国的需要，学习者有着明确的主动选择和侧重。“六四事件”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开始“一边倒”，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几陷停滞，经济改革单兵突进。中国的国企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城市建设方面，都从新加坡现成模式中受益颇多。当然，在社会管理体制层面或许也有一些参考，但是很难谈上学习和效法。
至于习近平领衔的新领导层提出雄心勃勃的改革方向后，还是否会学习新加坡的发展道路，或者说是复制新加坡模式？答案可以说是否定的。习近平在对外讲话中已经多次申明，中国人苦苦寻找，终于从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这两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习近平的频繁强调则释放了一种新的信号，也被认为集中代表了中共新一届领导层异于以往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结合当前中共话语体系的宣传基调来看，前一句意在表明，中国经历多年的学习（包括向原苏联和新加坡等）和“摸石头”探索之后，一种立足于自身的“中国模式”已经初具形态。而且，中国还要以此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甚至不排除以之作为一种建立在各国特殊性基础上的“普世价值”，对抗西方意识形态，并以资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后一句则进一步否决了复制他国政治模式、重走他国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里不能全盘照搬的不仅包括西方制度，也应包括其曾经照搬的苏联模式和学习过的新加坡模式。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决策者准备打破旧体制大干一场时，对中国未来猜想尚是一张白纸，对各发达国家的现成品都可奉行“拿来主义”，那么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探索和实践后，成功和挫折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使后来的执政者可以遵循的相对完整的治国方略，也理应具有这样一种习近平所称的“定力”。再考虑到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习近平等对接近民族复兴的认知，以及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对自主创新的强调、对各地区自我探索的信任，都可以看出执政者对中共、对中国自身的强烈自信。
正如人的成长一样，越到人生的后期，外部因素的影响就越弱于内部因素。中国的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更不用说中国同新加坡存在着巨大差异。既然“小狮子”新加坡可以探索出一条相对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已经觉醒的“大狮子”中国就更有理由也创造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更好的道路和模式。当然，新加坡一些成败得失，尤其是文化制度层面的演变和现状，仍然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仍具重要的参考意义。（多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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