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当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出要在八年内超越新加坡的目标。据他所言，超越的定义在于一些指标比较。让我们先来看看，新加坡与台北两城(这种说法其实有点奇怪，新加坡与其说是城市，毋宁说是城邦国家)在国际上的几种评价。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做的城市指数(The Global Cities Index 2010)，这份评比只看人口规模和GDP，新加坡排名第8，台北第39、经济学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的全球宜居指数(Global Liveability Ranking, 2013)，新加坡排名第20-22名(经项目调整)，台北第27名，比的是教育、环境、基础建设等；由花旗集团委託EIU做的全球城市竞争指数(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2)观之，新加坡第3名、台北第37名，比的是经济实力、机构效能、人力资本等。
无论从哪种指标来看，台北都落后于新加坡。或许是基于同为亚洲四小龙，柯文哲因此选择了新加坡做为挑战。但是这样的比较真的有助于台北的进步吗？比较之所以有价值，应该在于见贤思齐、他山
攻错，也就是学习人家的长处，同时改进自己的短处。
笔者认为，城市(或者国家)比较的项目，可以包括各种经济、社会、环境等项目指标，但是有两点前提，必须先行考量，一是人口规模，二是政治制度。前者柯文哲已经注意到，所以他说要以北北基桃四地相加，约莫等于新加坡的国力，但他仍忽略后者的意义所在，而这点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申言之，如果少了这两个条件的参照，将会面临悖论。
比如台湾某些人士受囿于国共内战遗绪，心理上以正朔自居，喜欢和中国相较，常听到「再不努力就会被中国超越」、「台湾已经比不上中国」之类论述。这些论述既非科学又很浮滥，首先，如果以IMD、WEF等竞争力报告来说，台湾都是领先中国，但是如果以GDP总量来说，台湾如何能超越中国。台湾应该担心的是同级的比较，像是人口和台湾相若的大上海地区，若仅以上海来比，台湾还剩多少优势。
接着，让我们进入第二个制度问题。如无意外，上海将在未来数年超越台湾GDP，原因有很多，但无可避免的，就是专制(或威权)与民主的效率之争。如果民主政府的施政效率确实低于专制政府，那麽台湾是否应重新思考福山所谓的强政府与民主问责制的排序？
这个疑问同样也适用于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并非真正民主国家。依照EIU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 2013)来看，台湾是有缺陷(Flawed)的民主，排名第37，新加坡是所谓的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s)，排名第80，比较的项目包括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等。另外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自由地图(Map of freedom, 2014)也指出台湾是完全自由，新加坡只有部分自由，这些都是政治制度造成的差异。
如果台北人民(加新北、桃园、基隆)不愿意放弃自由、牺牲权利，甚至要以公民力量严格监督市政，则可以想见民主问责制在台湾仍将位居第一，强政府将越离越远。如是，两者的比较是否还具意义就值得商榷。
新世代执政需有新思维，台北当然要以先进者做为追赶目标，但对象必须合适。若定要北北桃基一起竞争，则就人口规模、政治制度来看，大芝加哥地区是个很好的对象，芝加哥在前述的全球城市竞争指数中排名全球第9。如果柯文哲能再连任一次，八年内将大台北地区提升至全球前十名，也算是不世之功了。
作者：徐子轩（独立研究员），原载：苹果日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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