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7岁的刘太格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和市区重建局的负责人，被誉为新加坡“城镇规划之父”。他先后参与厦门、扬州、青岛等30多座中国城市的规划，目前也在参与西安的城市规划。
在新中建交25周年之际，他于17日出席潮籍社团醉花林俱乐部、新加坡－中国友好协会、新加坡中国商会联合举办的讲座，分享参与新加坡和中国城市规划的经历。
“公开的秘密武器”
刘太格曾领导的两个机构在新加坡早期城市规划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在从1960年到1985年短短20几年时间就已经完成蜕变，成为初具雏形的现代城市，有高效宜居的环境、中央商务区，也有文教娱乐设施、交通路网、机场和码头等基础设施。刘太格认为，这些也应该是一个城市规划的目标。
刘太格说，卫星镇是新加坡市政规划中“公开的秘密武器”，如果应用到中国的城市规划中，也有利于解决“摊大饼”的问题。
卫星镇可以视为一个城市的“砌砖”。每个卫星镇面积10至15平方公里，周围有地铁，有快速路，有主干道和市镇中心。一个100万至500万人的城市，在规划中可以视为由许多不同的卫星城镇组成。这些卫星镇既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形成宜居的便利环境。
刘太格认为，一些城市出现“摊大饼”的倾向，可以用卫星镇的概念去改善规划。“每一座城市的布局都可以通过规划改善，而且改得越晚，代价越大，越早则代价越小”。
对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其规划思路则可以是“星座城市”，即由不止一座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落，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一座城市的人口规模达到500万至2000万，可以用“星座城市”的思路进行规划，他目前给西安提出的城市规划，就采取双城的思路。
公众的规划意识
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的对象是城市，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城市，但她的城市规划经验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城市。强有力的政府和土地国有的政策是有利于进行城市规划的部分因素，而中国的城市恰恰也具备这些条件，“城市规划没有理由做不好”。
他说，在参与规划的中国城市中，也有一些规划没有认真执行，半途夭折，或被改得面目全非，而城市规划需要有专业素养的规划师深入思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也有一些城市至今仍基本遵循了当初规划提出的思路，如厦门岛和扬州。这也是他继续参与的动力。
早在1983年，他应邀参与福州和厦门的城市规划。他1992年从市区重建局退休，回归建筑师本行，先后参与中国30多座城市的规划。他说，设计一栋好的建筑，会有几千人受益，而规划好一座城市却可以让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受益。
刘太格认为，中国许多城市有自然地貌的优势，也有许多人文历史的优势，这是优势。但民众和官员对于城市规划宜居生活环境的意识仍有待提升，一些不好的案例在不断复制。可以考虑的是挑选若干示范城市，遵循城市规划的程序，实施时尊重规划，起示范效果。相比之下，新加坡少走了一些弯路，也是因为新加坡的城市化时间更早一些。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紫禁城”
到过新加坡的很多游客对这里的老房子印象深刻，虽然这些房子多是上世纪中期建造，并不算太老，但却成为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独具特色的保留建筑，为相对年轻的新加坡增加了不少底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在推进公共住房建设时，也曾拆除一些旧房屋。一家法国公司建议尽可能保留老房子，并将一栋看上去破败的老房子粉刷改造，花了几千块，让人眼前一亮。
“这栋老房子，就像一个灰姑娘。洗个澡，穿上新衣服，实际上是很美的，”他说，“很多人知道我说过一句话，‘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她的紫禁城’。紫禁城没人敢拆，但在北京以外，却漫不经心地拆掉了很多老房子。”在西安的城市规划中，他花大量心思，考虑保留和尊重文化遗产，还下了新铁路不许穿越文化遗产区域的禁令。
刘太格说，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山川地貌和历史文化，城市规划时不必强求推平山川，拉直河道，要尊重这些元素，因地制宜，让城市变得更美丽。城市是为了满足人的居住用途，要有趣味。新加坡的道路没有强求拉直，是为了尊重地貌和地权，却也成了特色。
刘太格也以建筑师的身份参与了中国许多建筑项目的设计，其中包括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和目前正在兴建的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外国人参与设计中国的驻外使领馆和文化中心还并不多见。“拿了一个任务，做事一定要认真，对得起业主，也对得起新加坡，”他说。（新华社记者陈济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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