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学者网站3月24日文章，原题：李光耀：现代中国之父？ 随着李光耀去世，全世界的领导人和媒体都在评论其遗产。3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李光耀先生辞世表示沉痛哀悼。”该声明赞扬李“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
对中国而言，其实这种赞扬或许低估了李的重要性。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领导人在李领导的新加坡发现了他们认为特别适合亚洲价值观的第三条途径。这种将经济改革与威权主义相结合的选择，塑造了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
李为中国留下的最大遗产，或许并非仅限于邓的经济改革，而是一种理念：改革和适应是永无止境的必要进程。正如李在200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言，新加坡奉行务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这法子有效吗？如果看起来有效，那我们就试试。如果效果不错，那我们就继续。如果没效果，那就扔掉它，再试别的东西。”这种务实立场与邓小平著名的“黑猫白猫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尽管对务实改革充满激情，但李和中国都恪守一条基线，即西方民主并不合乎“亚洲价值观”。
鉴于李对中国的影响力，西方领导人向他请教如何与北京打交道也就不足为奇。李远比大多数人更早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必将改变国际秩序。“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李早在1993年就曾表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多年来，北京一直相信李对中国的解释。正如中国媒体所言，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遭遇阻力时，李在为中国斡旋和传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西方观察家们来说，如今李的话语似乎颇具先见之明。例如，人们可能会问，若华盛顿在20年前就听从李的建议，历史或将发生什么变化。随着李的逝去，中国和西方都必须找出在没有李的指引下，如何相互打交道的方法。(转载自：环球时报，作者香农·蒂耶兹，王会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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