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最大贡献在于，打造了一个旨在筛选和提拔具有出众能力和美德领导人的体系：这个精英治理体系在李光耀去世后仍能存续。
1991年，我得到了人生第一份教学工作，开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担任政治理论讲师。三年后，学校说我因为无法“融入”，所以让我走人。其实我确实难以融入。因为我极其反感新加坡的政治体系，更不喜欢它的建国者李光耀。
二十多年后，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回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次我意识到自己先前的判断是不妥当的，是基于我对西式自由民主是政府唯一合法形式的信念。当我放下这种看法后，我清楚地认识到就像美国人喜欢用的说法那样，李光耀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今天，新加坡为他举行国葬，我为他的离世感到深切悲痛。
的确，李光耀是一个给人鼓舞、魅力超凡的领导人，但是这并不是他最大的贡献所在。最重要的是，他挖掘并提拔了像吴庆瑞（新加坡前副总理）等具有才华的其他伟大领导人，并且打造了一个旨在筛选和提拔具有出众能力和美德领导人的体系：这个精英治理体系在李光耀去世后仍能存续。这就是李光耀留给新加坡最大的贡献。
尽管李光耀在道德上的影响力还一直延续，但是他选择了提前退休，由他的后继者继续改善精英治理体系。尽管新加坡领导人坚持精英体制下选拔出来的官员应该长期任职，而不要过于在意选举周期，但是他们也认同需要更多的言论自由，并且扩大政治参与。为此，他们放宽了对政治言论的限制。
此外，为了减小收入不平等、加强社会流动性，新加坡政府通过投资教育、降低医疗费用等途径，提高了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及中产阶级的福利。这一新方法被称为“仁慈的精英治国”。
我可以用我在新加坡的亲身经历证明，新加坡真的已经进化成了一个更加仁慈的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一说起新加坡的国家特性，人们往往离不开“怕输”二字——因为怕输所以行为自私。新加坡仍是一个竞争心很强的国家，但是“怕输”的评价已经过时了。如今，即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新加坡人也能保持良好的行为规范，就算是弱势群体的成员也能够做到。
我最近待在新加坡的这段时间里，与一些来自中国、做着新加坡人不愿意做的底层工作的人们聊天，他们常常说新加坡“品质高”。尽管他们难免会受到一些歧视，但他们仍然欣赏新加坡公民对待他们的方式。如今的新加坡不像过去那么依赖严酷的惩罚，而是更加注重用非正式的社会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整个社会体系以法律作支撑，但是法律从过去的“以法治国（rule by law）”进步成了“依法治国（rule of law）”，法律不再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
我敢肯定，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可以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这不是说新加坡脱离了困境。首先，它仍需要完成任何一个长久的政权都需要经历的打造国家的过程。李光耀曾担心新加坡可能有某一天因为国家凝聚力不够而分崩离析。
其次，新加坡还需解决精英治理和民主选举间的矛盾。李光耀致力于建立以先前的英国统治者留下的民主选举制为基础（或为形式）的一党制精英治理体系，但是如果如今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今后的选举中无法赢得多数票怎么办？
就像李光耀先前认识到的一样，这会击毁整个精英治理体系：许多有才干的公务官员会不愿意参加历时数年的培训，要是他们认为自己会输给迎合选民短期渴望的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那么他们也不想经历精英选举过程的折磨。（我并不是想暗示所有反对党都使用这些战术，只是通过精英选拔制选举出来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有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担心。）
从这种意义来看，中国打造长久的政治管理系统的基础要好一点。因为中国的整个政治体系由强大的国家主义作支撑——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灿烂悠久的文明的归属感。然而，中国能从新加坡学到的是，它应该转变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仁慈、更加宽容的社会。
（作者贝淡宁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本文摘自《赫芬顿邮报》。本文编译：刘静雯 转载自《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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