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们公积金！”这是6月7日新加坡芳林公园集会上著名博客作者鄞义林发出的声音。他5月15日发布的博客，引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其的诉讼。当日博文已删除，但鄞义林仍面临赔偿诉求。不仅如此，鄞义林还被东家陈笃生医院解雇。为了应诉，鄞义林发起的募款呼吁，得到社会积极回应，芳林集会有2000人左右参加。新加坡一直引以为豪的公积金制度到底怎么啦？为什么蓦然间公积金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始于英国殖民地时期（1955年）。新加坡建国后继承了这一制度并不断扩大公积金适用范围，对新加坡人民生活已产生广泛影响。住房、医疗、养老等等，无一不与此相关。
总体上看，新加坡公积金制度运行业绩突出，也因此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学习的榜样。目前，国际主要评级机构对新加坡政府的评级仍是最高等级的3A，公积金运行尚未出现危机。
可是，如今的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从目前来看，挑战还不致命，公积金制度运行正常。但挑战不能小觑，因为社会对公积金制度定位有不同声音，对公积金的回报率、投资运作方式、透明度等都有了新要求。公积金是个人强制储蓄的产物，国家充当国人的保姆，是否还有必要？公积金制度已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公积金不能应对上涨的生活成本
公积金引起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7月1日起，新加坡将55岁时的公积金最低存款从原来的14.8万元（新币，下同）调高至15.5万元。如果到时存款余额达不到要求，那么公积金还能支取吗？公积金是自己的钱，为什么支取还要设定那么多的前提条件？钱是自己的却没有自由支配权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已涉及个人与国家的权利界限难题。
关于最低存款的提高，实际上已有相关配套政策，如新加坡政府提出建国一代配套补助，再如临界年龄段人群申请补助等等。新加坡政府就社会各界的疑问，作了回应。沟通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公众疑惑。但是，公积金能否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才是关键。物价上涨，收益率可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新加坡公积金回报率为2.5%~4%，这个回报率在物价涨幅较快的背景中，不能对人们的生活提供有效的帮助。过去，新加坡公积金回报率曾高达6.5%，但回报率于1999年下调。这一做法的合理性何在，至今没有定论。
而说到公积金投资，中央公积金到底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政府所说的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家特别国债，决策又是怎么作出的？如果相关的国债资金用于投资政府公司，那么这能不能算公积金直接投资公司？这些问题也没有清晰的答案。
鄞义林认为，公积金投资的收益率是6.5%，但公积金账户最终只是得到2.5%~4%的收益。公积金投资收益是否应全部归属于个人，仍有争议。
在市场中，贷款人得到利息收入，按照市场规则，不能额外要求报偿。这一点，无论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心知肚明。债权人不会存有得到超过约定回报收益的痴心妄想。可是，公积金投资无法与市场活动相提并论。公积金缴存一开始就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一种强制性行为。既然公积金是强制储蓄，那么回报率的确定就不是市场行为。公积金回报率到底应该多高？只要公积金存在，对这一点的争论就很难消除。
强制储蓄是唯一选择吗
还有一些和公积金制度走向密切相关的问题，暂时无解，比如，个人为自己未来的储蓄需要国家来管理吗？新加坡关于公积金透明度的争论，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不够信任。问题是，如果真的是不信任，那么再由政府来管理公积金，就不见得合理。
也许，需要重新思考的是强制储蓄行为，以及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个人选择自由。从新加坡的争论来看，政府有关方面也注意到富人并不需要这样的强制储蓄。问题是，即使中低收入者需要公积金，但是公积金体系所能提供的资金是毛毛雨，那么这样的强制储蓄又有多大意义呢？可是，如果没有强制储蓄，那么当个人投资失败影响基本生活时，政府能够袖手旁观吗？
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对生活服务品质的更高追求，都给公积金支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现有的公积金制度能否应对？按照新加坡人力部长陈川仁的解释，公积金制度优于其他国家靠税收支持的养老金制度。后者需要年轻人的税收来支持，前者靠的是自己。这种看法似是而非。无论是哪一种养老金制度，养老只能靠工作的人。或者年轻人工作，或者老年人自己工作，别无他选。公积金支付的养老金，物价波动大的时候，同样面临贬值压力。特别是，老年人增加，未来老年服务价格势必上涨，养老金增值能否跟上养老服务价格的上涨，仍难预料。公积金制度风险并没有随着政府的解释就消除。
如要保证公积金的作用，那么政府财政加大投入是必然的。但是，投入的资源从哪里获取？是增加税收，还是从政府投资收益中转移？转移资源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是否就是合理的？而且，人民对社会保障品质的追求也会与日俱增，这更增添了公积金支付的压力。
公积金的回报率到底应该是多少，回报率达到多少才能应对未来社保风险？表面上看，4%的无风险回报已经不低。但问题的关键是，现在需要测算的不只是投资回报的高低，而是公积金够不够用。
公积金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不想让政府背上沉重的福利主义包袱。新加坡建国之后，公积金制度的运转整体正常。但是，公积金支付的压力已经开始出现。政府不想掉入所谓“讨好众人型经济”陷阱。可是，政府对公积金的补贴压力能否去掉？建国一代配套补助，其他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又该怎么处理？公积金体系中的资金，长期以来在新加坡政府投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获得了很高的回报。这种状态还能延续吗？
如果没有政府补助，公积金制度是否还能够独立运行？这已在考验新加坡社会。如果一定需要政府补助，那么公积金制度是否从此变成政府补助的附属物？从此之后，政府财政也将和许多国家一样，背上社会保障沉重的负担？也许，新加坡公积金所遇到的问题并不特殊。它只是众多国家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带来挑战的新加坡版而已。
中国从新加坡师傅那里学来的公积金制度，同样面临一系列挑战。特别是，当下的住房公积金，对于众多需要购房者而言，几成鸡肋。凑不够首付，公积金难以动用。凑够了首付，公积金贷款数量有限，商业贷款与公积金贷款混合还有各式各样的或明或暗的障碍。
住房公积金在那里，无论从名义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钱都是自己的，但要想动用，困难重重。现有的公积金缴存标准与高企的房价相比，公积金之于购房者的意义在降低。可就是那么低标准的公积金，回报率极低，管理运作透明度又不够。这样的公积金制度，如果还需要存在，那么这肯定是到改革的时候了。中国的公积金能否保障人们体面地生活？能否避免“以房养老”类的人间悲剧？新加坡留给我们的思索还有许多。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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