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模式能否保持活力
新加坡模式的核心部分，折射了李光耀作为主要建构者其个人的思想文化背景，如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法家思想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的糅合。
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起到2011年淡出政坛，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担任内阁职务52年，在新加坡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期间，新加坡用了不到40年时间，从一个缺乏经济禀赋和安全保证的弹丸之地，跃升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发展轨迹，被总结为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各种尝试之间，有明显的分野。概括起来，是在精英治国机制主导下推行威权法治主义、发展主义、贸易开放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最终让新加坡形成了廉洁政府架构、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高积累的财政模式和稳定社会保障体系。应当说，新加坡模式的核心部分，折射了李光耀作为主要建构者其个人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如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法家思想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的糅合。将混杂思想上升为治国理念，并转化为高效运作的行政体系，历史上不乏失败案例。但新加坡模式最终获得成功，这显然不能由偶然解释。
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在于契合了其实际国情。新加坡模式酝酿和形成之初，面临的是华族和马来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冲突、经济基础落后、高失业率、国内市场没有发育等一系列挑战。统一社会价值、寻找经济驱动力、安定周边环境等工作，既不能交与前宗主国，也没有成熟的社会组织可以分担。让最聪明的人进入政府，由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事务，强调秩序先于民主，几乎是唯一选择。这种选择因李光耀及其主要领导团队的廉洁自律意识和推进制度化的自觉性，而最终得到保证。
很大程度上，新加坡模式证明了非西方价值形态的后发国家也能取得成功，且有能力构建新的国家价值体系。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其主要支持依据就是新加坡模式。这也让新加坡模式对其他后发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中东最成功的酋长国阿布扎比、迪拜就部分移植了新加坡模式，以政府高积累资金发展了城市国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将新加坡模式视为“他山之石”。
当然，2011年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仅获得60.14％的得票率，新加坡模式也面临塑造了保姆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指责。虽然形势要求李光耀的后继者变革，新加坡模式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但毫无疑问，新加坡模式是李光耀留给后人的最大政治财产，其中蕴含的思想和政治价值，仍将在今后显现。（新京报专栏作者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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