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在新加坡度过。抵达新加坡，我立即想起“美丽新世界”。碧海青天，洁净的街道和清澈的空气（据说印度尼西亚“烧蕉”期间也有雾霾，但那是特例），夜间灯光闪烁的写字楼，无数的立体停车场。每个街区几乎都有学校，组屋和组屋之间有长廊相连，即使烈日灼人、暴雨将至，也不用携带雨伞。“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似乎更适合新加坡国民。看到这种景象，我有些怀疑乌托邦已经实现，仿佛行走在不真实的空间里。“美丽新世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回到上海，读到作家唐颖发来的小说《和你一起读卡佛》，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同样把新加坡称作“美丽新世界”。
让我对“美丽新世界”产生怀疑的，是似曾相识的“乌托邦美学”。整齐划一的组屋，整齐划一的街区，有着统一的数字编号，像“新村”也有些像兵营。这不仅是一种美学，也表达着建造者的政治观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里提醒：“一个城邦，执意趋向划一而达到某种程度时，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这就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成单调，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
进入地铁，在车厢里见到久闻的高额罚款告示。让我意外的是，广播会传来严肃的女声，提醒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和物，请立即上报。可疑的标准是什么？依据哪条法律？没有解释。严肃的声音和明亮的地铁形成巨大的反差，乘客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广播，听而不闻。地铁车站有宣传画，画着新加坡国旗、面带微笑的不同族群的面孔，拔地而起的建筑，说明着“我们都幸福”。“春到河畔”的新年灯会，入口处是“热烈欢庆，建国五十”的字样，里面除了醒目的财神，更有着醒目的巨幅宣传画。宣传画上是鱼尾狮和金沙酒店等标志性建筑，飞机在其中飞翔，上面写着“艰苦创业、民生跨越、经济腾飞、繁荣城市”，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练习簿封面。财神和宣传画的并置，说明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至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文化思想的多样性，似乎都是可以省略的。
去年春节，我在台湾花莲同样偶遇了一次新年灯会。灯会很难看到宣传的痕迹，很多作品是市民制作，没有那么宏大、玲珑而有创意。广播在讲述花莲之美，鼓励花莲以外的台湾民众移民到花莲，并且告知如果花莲的市民有什么问题，今天行政官员就在现场。唯一和政府相关的活动是花莲县长携同僚向民众发送红包。没有专门搭台，县长就站在平地上，民众排成上百米的队伍，不用查验证件，不用经过安检。县长把红包一个又一个发给民众，身边的同僚一齐拱手致意，微笑职业却又亲切，如此往复持续数个小时。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做民选的官员太痛苦了。回头看报纸，台湾各地的官员在春节期间都有类似的发送红包行为，但是民众颇有不满者，认为这是作秀。
在新加坡有限的竞选中，必须避开“民主”、“人权”、“言论自由”这些字眼，因为在新加坡人看来，这些都是“社会混乱”的代名词。（李慧敏《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竞选只谈论抽象的理念，确实难以吸引选民，但是选民视公民权利如洪水猛兽，可见公民意识的匮乏。新加坡小学生使用的《好品德 好公民》课本，更多的是讲述公民要有哪些美德，要尽哪些义务，很少讲到公民权利。课文的标题是《我一定会成功》、《我热爱学习》、《我不乱花钱》、《这里是新加坡》、《我爱护课室》、《我的学习目标》等。有篇“屈原背米”的故事，我在国内从未读过，讲屈原小时候帮助穷困的人，故意将家中的米倒在门口的石头之间，结尾是：“长大后，他当上大官，管理国家大事，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结论是：“同学们，大家应该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国家服务，帮助更多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使官员为民众服务？官员为民众服务，与民众为国家服务是什么关系？这些不是“好公民”关心的内容。
在中国的媒体里，新加坡是唯一一个没有缺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缺点，而且完美无缺。一党执政、高薪养廉（在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受限的情况下，谁来判断是否廉洁，这是一个问题）、严刑重罚，促成了清洁、秩序和效率，这是中国理解的“新加坡模式”。但是，稍微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新加坡没有中国媒体描述的那么乌托邦。
这里暂且不去讨论政治制度问题，仅以垃圾为例。新加坡以干净而闻名，但垃圾并不鲜见。春节之前的牛车水（当地的唐人街）人潮汹涌，在干果摊位附近，地面上扔满了瓜子壳和塑料袋。春节之后再去牛车水，人潮不再，地面恢复了干净。新加坡的清洁主要与清扫有关，与国民素质无关。2014年，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向乱抛垃圾者开出19000张罚单，比2013年的9346张猛增103%。总理李显龙在Facebook上传两张照片：一张是缅甸球迷清理体育场观众席，一张是新加坡滨海湾花园在音乐会之后的垃圾。李显龙把新加坡称作“被打扫干净的城市”，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也称，如果没有外籍员工的清扫，新加坡可能成为“垃圾城市”。（《联合早报》2015年2月13日）
“花园城市”随时可能变成“垃圾城市”，是不是有些意外？不。新加坡可以禁止口香糖，可以制定全球最高的罚款额度，可是乱抛垃圾者的数量却不降反升。严刑重罚不可能使民众养成自治的习惯，人们只是出于对惩罚的担心而暂时不做某事，一旦法不责众或者自认监管空白的时候就会报复性反弹。
新加坡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陆圣烈指出，新加坡500多万人口需要7万名清洁人员，而台北市300万居民却只有5000名清洁人员。新加坡环境及水资源部长维文感慨，50年过去了，新加坡国民还是没有养成不乱扔垃圾的习惯。垃圾分类在台北是由市民完成，在新加坡则是由垃圾回收企业完成。当政府对待国民像保姆一样，无微不至又惟恐越出雷池半步，国民只能永远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保姆”形成依赖，又因为习惯顺从而失去快乐。新加坡媒体把乱抛垃圾者称为“垃圾虫”，没有谁会因为自己被称为“垃圾虫”，转而去快乐地捡拾垃圾。严刑重罚可能带来秩序和效率，但很难带来微笑。在新加坡，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很少互相点头微笑致意，这并非偶然。
新加坡经常发起各种运动，比如持续数十年的“绿化运动”和“讲华语运动”，甚至在1985年发起过“食用冻冻猪肉运动”，举行“食冰冻猪肉”招贴设计比赛，举办冻猪肉烹饪比赛，新闻中播映有关冰冻猪肉的节目。对“运动式治国”，中国读者可能更加感同身受。当孩子们习惯于被保姆喂食，最后会把吃饭视为保姆的职责，而非自己的必需，难以从中体验到快乐。
李光耀先生的去世，对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遗憾的是，李光耀在生前没有——如新权威主义所说——通过威权手段推动公民社会，进而完成民主转型，而是满足于在威权的跑步机上做出奔跑的姿态。今天的新加坡仿佛“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是开始感受“长大成人”的快乐与痛苦，还是继续停留在“美丽新世界”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的选择。
（作者王晓渔为同济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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