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的家规
“他们以为自己了解我，但其实只知道公众面前的我。”——李光耀
李光耀病危期间，一个冒充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文告的截图在网上流传，称建国总理李光耀已经逝世，导致国内外一批媒体集体陷入争相误报的乌龙事件。而这起尴尬事件的背后，折射的是李光耀对于媒体一如既往超乎寻常的牵动力。
人们似乎习惯了一种情形，这个来自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的蕞尔小岛的领导人，其一言一行总能搅动世界舆论的风云。
从3月17日开始，新加坡总理公署每天都发布关于李光耀病情的公告。6天之后，在新加坡乃至全世界人的关注、祈福和评说声中，李光耀历经91载的传奇一生走到了谢幕时刻。他没有等到5个月后新加坡国庆50周年的大日子。
不得已的独立宣言
3月23日早上8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以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向全国人民发表声明，悼念新加坡的开国总理。在用华语发表声明时，作为李光耀长子的李显龙难掩伤悲，一度哽咽。63岁的李显龙，在悼念声明中数次尊称“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父亲”这个称谓，李显龙只在家中叫。
即便在这样悲恸的时刻，李显龙谨守着新加坡公私分明的规矩。而严守规矩、“家长式领导”，正是李光耀开创并直接领导逾30年的新加坡最具特色也最富争议的两个标签。
李光耀的家族祖籍在广东梅州市，自其曾祖父开始定居新加坡。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是家中长子。当时的新加坡处于英国殖民时期，祖父是颇有声望的商人，筹谋长远，他希望从小就聪慧过人的长孙更多地接触西洋文化，因此，小小年纪的李光耀只在华文学校里学习了很短的时间，就被转到了英文学校。
1935年，李光耀12岁，原本在一所普通英文学校就读，因为成绩名列前茅，被保送进当时顶尖的英文学校莱佛士学院。他的一张成绩单里，老师写下评语：“他缜密，睿智，有控力，今后一定可以走得很高。”
老师的眼光很准，这个对于孩童来说有些过誉的评价，现在拿来描述李光耀一生的轨迹，仍觉贴切。只是李光耀的人生高度，应该超出了老师曾经的预想。而他后来一步步走高的过程，在一些经历过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的老人眼里，早期是“时势造英雄”，后来是“英雄造时势”。
在年过七旬的退休机械工程师凌庆荣的记忆里， 1965年8月9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但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音乐突然中断，传出一个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迫于形势，新加坡即日起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从此自立自理。
广播员宣读的90个字宣言正来自李光耀，其身份已经是新加坡首任总理。
对于是年41岁的李光耀而言，这是一次不得已的独立。李光耀后来在其自传《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中称，他一生中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他母亲去世时；另外一次就是这次发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宣言时。这一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抛弃，被迫独立那天的记者会上，他说着说着，开始拿面巾纸擦眼泪。记者会不得不中断了二十分钟。重新开始后，他摇摇头，咬着牙说，“我不是来玩游戏的，我背负的是几百万人的生命和生计，新加坡一定会，生存下去。”他一字一顿，像一只受伤的老虎，舔着伤口。
自那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处在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之中，必须克服这个国家面临的多个问题：自然资源的匮乏；含有敌意的国际环境；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形成的不稳定的种族组合。
40多年后，已经退休的李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当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一事时，依然哽咽。
在宣布完独立消息后，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是一个陆地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的岛国，相当于上海的九分之一，且自然资源缺乏，绝大多数食品，例如谷物、肉类、蔬菜、水果等等，都需要从邻国进口，就连饮用水也主要依赖马来西亚供应。
“要了解新加坡，弄懂它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你就必须以一个事实为出发点：按理它不应该存在，而且无法存在。”2007年，已卸任总理职务的李光耀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说。他坦言，新加坡原本没有成为国家的要素，缺乏了一些基本因素：一个同质的群体，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命运。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李光耀在自传中称。随着新马分家，新加坡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又如何才能使一批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不同民族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呢？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新加坡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他自己出任秘书长。当天，李光耀宣读了党纲，第一条就是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马两地的独立国家。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仅相隔一条1400米宽的柔佛海峡。历史上，新加坡曾是马来西亚大家庭的一员。公元18世纪至19世纪初，新加坡即为马来亚柔佛王国的一部分。二次大战期间，新加坡被日军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9年6月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成为自治邦。此前一月，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成为多数党。在新加坡内部自治后，年仅35岁的李光耀受新加坡总督威廉古德邀请担任新加坡总理。当时的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合并，他认为，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
1961年5月27日，当时的马来亚总理拉赫曼经反复权衡，提出成立“马来西亚”的计划，拟将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和马来亚合并成一个新国家，即马来西亚。在该计划获得各方同意后，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正式并入马来西亚。
李光耀原本以为新加坡在加入马来西亚后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当时印度尼西亚不满意身旁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居。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印尼便断绝了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禁止马来西亚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很多新加坡商人因此破产。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党关系及紧张的种族关系亦为接下来的分离埋下伏笔。1964年，新加坡发生两次种族骚乱，数百人伤亡。李光耀指责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使马来人在联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并在幕后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反对新加坡自治邦政府。
1965年，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同马来西亚的所有反对党联合成立了“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并发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反对联邦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人民行动党在马来半岛越来越活跃，联邦政府担心人民行动党会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从而主宰整个马来西亚，把马来半岛变成华人的天下，于是他们决定将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
因为新加坡有优良的港口，如果分离出去，对马来西亚也是一种损失。起初，这只是一种具有威胁性质的驱逐，联邦政府的本意是想教训一下李光耀及其追随者，让他们乖乖屈服。
李光耀虽然不想分家，但一向行事风格强硬的他没有选择屈服，做出了也许是他一生当中最迫不得已、“在当时看来很不务实的选择”。
就是这个让李光耀一生耿耿于怀的选择，让新加坡和李光耀本人都成为奇迹。新加坡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国家跻身“第一世界”行列，而李光耀也成为近半个世纪里世界政坛最闪耀的政治明星之一。
1960年，新加坡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428美元，是不折不扣的穷国。到李光耀卸任总理职务的1991年，其人均GDP为14504美元，31年里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长率为12%。而新加坡的人口还从1957年的144.6万增至1991年的313.5万，翻了一番还多。
201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为55183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这项统计数据为53152美元。
你可以叫我“功利主义者”
1950年8月，李光耀携妻子柯玉芝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当时的李光耀没想过搞政治，“只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法律)顾问”。
李光耀与大他两岁的柯玉芝相识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同为学院的高材生。当时，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成绩毕业，并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入学考试，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日军对新加坡的入侵，让李光耀的海外求学路不得不中断7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后，1946年，李光耀再次远赴英伦。一年后，柯玉芝也到英国剑桥大学求学。在英期间，两人瞒着双方家长注册结婚。1949年，李光耀和柯玉芝都获得剑桥大学法律系“双重一等荣誉学位”，柯玉芝还是亚洲首名考获一等荣誉学位的女性。
“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2010年，在夫人的葬礼上，李光耀悼念陪伴自己度过了63年的妻子的长信感人至深。
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动荡，李光耀没能够继续自己既定的律师职业生涯，而是走上从政之路。
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因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李光耀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开始更多参与政治运动。
李光耀的从政并不偶然。在英国殖民时代的新加坡成长并经受过日军占领时期的白色恐怖，政治基因其实早已种进他的身体里。在剑桥求学时，李光耀结识了一批马来亚留学生，并参加了“马来亚论坛”，这个论坛旨在争取将马来亚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或独立。
而在日军占领时期，他耳闻目睹新加坡人受欺辱的遭遇，其本人还曾险些丧命于日本士兵的枪口下，这让李光耀的性格中，在“先天遗传的强势”之外，又多了力求自立自强的成分。
新马分家后，新加坡失去了传统的经济腹地，而英国决定撤出位于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加剧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失业问题。誓为新加坡强大付出的李光耀，开始思考自己面临的问题：夹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富、生活空间更加广阔的邻国之间，新加坡该如何生存下去？而新加坡又该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于邻国？
“它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它们的法治一塌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李光耀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做出的选择，新加坡要打造世界级的基础设施，拥有世界级的服务员人员，以全球为经济腹地，用良好的体制和法治环境，积极吸引外资，解决就业问题。
作为剑桥大学法律专业的一等荣誉学位获得者，李光耀深谙西方法治之道，他采纳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但有着华人血统并成长在新加坡的他，对于儒家思想已有研究和体察，这又让他选择摈弃西方放任式的民主及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
在被问及一开始设计新加坡政治体制时所想达成的目标时，李光耀本人曾经解释过选择这种体制的理由。他说，“我们以英国制定的宪法为依据，但我们必须修改某些方面来符合我们的国情。主要的特征我们保留了下来。第一，官僚机构、国会和政治领导必须分隔。第二，每五年举行自由选举。所以不论每个政党当选，它将接受一个照常运作的制度。我们建立的制度确保新加坡人如果认为我们不合适，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推翻我们。他们有得选择。但是我们没必要设计让自己倒台，我们没理由让新加坡退步”。
大选期间时，在新加坡经常能看到，新加坡议员候选人在选区追着居民问候讨好，而居民爱理不理的情形，而当选议员不仅每周都要安排固定时间接见选民，努力帮他们的各种问题，包括给从年轻人找工作、到孤寡老人家里换灯泡等。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的观察，由于议员要定期面对选举(这包括总理和所有的政府部长)，他们也一定要直接深入社区、面对选民，争取每一张选票。
“换言之，他们要货真价实地参加竞选。”王江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看来，李光耀对新加坡最重要的框架贡献有三个：一是采取和巩固了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二是他在新加坡确立了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三是他主导了一些很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加坡稳定的基石，像租屋制度、公积金制度。
对于新加坡借鉴的英式议会民主制，李光耀本人曾坦言，他不认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但“我们现在搞这种制度，因为这是英国人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我们还没有真的发现挑战这种制度的必要性”。
他认为，如果给那些40岁以上且有家庭者每人两票，新加坡就会拥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因为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更加认真，毕竟他们投出选票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利益。在他看来，年龄为40岁至60岁的人是理想的选民，而年龄超过60岁的人也只能享有一张选票。不过，他也承认，“这种情况安排起来有难度”。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汤姆·普雷特在和李光耀的对话中，这位政治家不讳言称，自己属于“狐狸型”政治家，而不是刺猬型，“你可以叫我‘功利主义者’或诸如此类。什么能起作用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普雷特对他说，新加坡人对他的理解程度让很惊讶，但李光耀摇摇头，很快又恢复原状：“他们以为自己了解我，但其实只知道公众面前的我。”
后来，普雷特写道，“李光耀可以这一小时粗鲁冷漠、令人生畏，两个小时后又变得和蔼迷人、通情达理，也许只有他的亡妻柯玉芝才懂得这位公众偶像背后的故事。”
以“保姆”为荣
听到戈尔巴乔夫(前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对民众说“不要害怕克格勃”时，李光耀倒吸了口凉气。“我说这个人真是个天才……克格勃这个恐怖机器维持着一个乱糟糟的国家，他却坐在这个机器上说‘不要害怕’。”李光耀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
当时李光耀还想戈尔巴乔夫肯定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化方案，但当他见到后者时，“发现他被周围的事情弄昏了头脑，他一头扎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却没有学会游泳。”
对于新加坡改革之路的一步，李光耀除了考虑目标的务实，还在实现目标的路径上深思细琢。
新加坡宣布独立后，面临官方语言的选择。当时新加坡的200万人口中，新加坡华人占了75%，其他是马来人、印度人。按照惯例，应该抛弃马来语而选择使用人口最多的华语，但李光耀却确立了各民族都不是母语的英文为官方语言。英国殖民时期的新加坡没有做的事情，李光耀却在英国人撤走后去做了，而且做到了。李光耀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而当时内外交困的新加坡需要主动与主流世界接轨，以全球为经济腹地，而英语也是吸收知识的最方便媒介。
英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后，李光耀又开始鼓励双语教育(主要是华语)，并请来美国、台湾等地多位融汇儒学与西学的大家，把儒家经典与传统文化翻译成英文，编写进中小学英文课本中。
“如果我把英语强加给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会四处碰壁。如果我把汉语强加给所有人，那么我也会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烦。”李光耀选择让每位家长决定他们的孩子是学习英语还是他们的母语，并通过市场机制去推动，“家长很精明地预见，孩子进入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英校读书，将来更容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英校去”。
李光耀清楚，如果他非要在5到10年内完成这项变革，而不是通过家长的自由选择和市场的激励在30年内完成，那么会带来灾难。
尽管这项双语改革让李光耀饱受争议，也成为外界指责他搞“大家长式独裁”的一个目标靶，但李光耀却很少在意外界对他的批评，并且几乎不刻意回避，只要他认为自己做对了。他坦言，如果说新加坡是个“保姆国家”，那他会以身为保姆为荣。
他直言自己从没有因为民意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也不会介意新闻媒体说什么，不能让新闻媒体抓住了灵魂，“如果你为此而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的领导者”。
“我不是说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对的，而是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出于崇高的目的，”2010年，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他用一种反思的口吻坦承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我迫于无奈做过一些丑恶的事，比如不经审判就把一些人关起来。”
这也是李光耀最为人诟病的，他早期利用《内部安全法》，强硬对付政治反对者，采取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的方式，将数百人抓捕入拘留营，有些几十年后才释放，此外也有大批人被他驱逐到国外，终生不许回新加坡。
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有记者问李光耀，新加坡人是不是全世界生活在最多规矩套子里的人，李光耀说，新加坡是靠法和教育发展起来的国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繁荣，经济上的发展，都是因为我们去干预相当私人的事情：你的邻居是谁，你怎样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你在哪里吐痰……要是当时没有那样做，并且有效执行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
外交上的“中转站”
李光耀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出自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之手。这句话出自王羲之的《兰亭序》，意思是抬头看天地的广阔,俯身体会万物种类之全。
2000年至2004年，张九桓出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他赴新加坡履新后不久，前往拜会已是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时，在其办公室见到了这幅字。
1990年，李光耀辞去他已经担任了31年的总理职务，后留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5月。
“李光耀对于中国是友好的。对于他个人，我也很尊敬，很钦佩。”张九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张九桓在多个场合和李光耀有直接的接触和交流，除了他和李光耀两人之间的会谈外，中国多位领导人和李光耀会面时，他也时常在场。
李光耀早年的华文基础并不是很好，但后来他通过自学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通常情况下，李光耀见中国领导人和客人时，会先用中文寒暄几句，然后为了表达准确，再说英文。但有两次，他在会见中全程用中文，“一次是会见当时还是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现全国政协常委、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另外一次就是和郑必坚的会见。”张九桓回忆说。
在张九桓看来，中新关系的发展和李光耀的务实是分不开的，“只要条件允许，先把能做的事情做起来”。在李光耀任上，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取得了全面发展。而李光耀在中新两国没有建交时，就以总理的身份访问了中国，在世界外交史上恐都是罕见的。
顾及到邻国的看法，新加坡直至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但李光耀在1976年5月就首次访问中国，两年后，他在新加坡热情接待了来访的邓小平。
也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李光耀几乎每一两年也前往中国台湾一次。正是他在海峡两岸之间的穿梭，促成 “汪辜会谈”。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地点正是新加坡。
在1976年首次访华后，他此后对中国的访问超过30次。在很多外交场合，他称赞中国的和平发展，在亚洲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但人们也时常听到，李光耀主张美国在亚洲维持军事力量，并认为这是区域稳定的基石。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他自然是完全出于新加坡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张九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李光耀的核心理念与他在新加坡的治理上如出一辙，也是以务实为核心。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扮演的中转站角色，不仅是在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外交领域。“对他而言，没有人亏欠我们，要生存与发展，我们就必须对其他国家有价值。另一方面，小国要避免沦为附庸国，就不能依靠大国的恩赐，而是确保大国之间的势力均衡”。
“我们没有意识形态。”在200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李光耀非常明确地指出，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新加坡的意识形态。“它有效吗？如果它有效，那我们试试。如果效果不错，那我们就继续。如果没效果，那就扔掉它，试下别的东西。”
“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并没有遵循任何教条，而是通过实践而来。”在李光耀逝世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如此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方清 周瑶 文/江奇)
_____________
请加入我们的Facebook、Twitter和G+，或者新浪微博获取最快资讯，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是：sgnyp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