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1959年摆脱英国直属殖民地身份成立自治邦，时年35岁的李光耀上台执政，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1965年新加坡建国，李光耀接着当了25年总理，直至1990年改任国务资政，然后当内阁资政，实打实地整整“资政”20年，直到2011年他一手缔造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空前受挫，他才退出内阁，但影响仍然无处不在。
31年总理，20年资政。其间，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领头羊，“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国家的奇迹”。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1960年新加坡人均GDP为428美元，1989年便已突破1万美元，2014年达到5.6万美元，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排名世界第八。另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2014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新加坡位居第二。而在透明国际反腐榜上，新加坡的廉洁指数多年来稳居世界前十。今年１月出炉的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新加坡连续16年全球第一。
“新加坡奇迹”向来举世惊艳。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早就说过，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走上一条“进步的捷径”，而李光耀身后备极哀荣，亦令这条“捷径”到底是什么，优缺点又是什么，再度为世界所热议。但是，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并非仅仅是“威权政府＋严刑峻法＋自由贸易＋通用英语＋跨国公司＋全球人才＋花园城市＋科技教育＋儒家文化＋冷战时代的国际便车……”这么一张可以不断罗列下去的清单，最起码不应这样简单地叠加堆积，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是什么使这一切产生了化合反应，导致“捷径”效应？
第一问：新加坡为何没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狙击？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60年，共计10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到2008年，它们当中仅13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新加坡在1960年，连中等收入国家都还不够格，甚至于连国家资格也还没有具备，为什么能够50年来发展曲线一路向上，就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只能滞缓却未曾倒转其向上势头？
这个问题，不应该仅用“国家太小”这样轻轻一笔带过。的确，新加坡至今也还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建国时人口不过100来万，如今亦只500多万，刚过我国国务院2014年11月对特大城市的最新设限。但是否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口和国家规模决非决定性因素。在东亚，还有一个也基本没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就直接晋身发达世界的国家，那就是人口超过一亿的日本。李光耀多次表示，他虽痛恨二战期间日军在新加坡的暴行，但又受其权力运用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严刑峻法的效力。日本与新加坡当然截然不同，但在注重整体发展、共同富裕、政治清廉、精细管理、秩序井然、整齐清洁、人才培养、劳资和谐、犯罪率低、失业率低等方面，共性多而突出，这应当不是偶然的，至少两国的发展可以共同证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场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遭遇的埋伏。
第二问：新加坡为何没经历种族（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的噩梦？
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实打实就只有最近这50年。立国之前，它一直是近代以来东亚和南亚各国移民的“集散地”。立国后，它成为东南亚少有的纯移民国家，虽说华人占据七成，但马来裔、印尼裔、印度裔等东南亚和南亚移民数量也很可观。族裔多，宗教多，语言多，乡土观念重，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基本为零。
因此，新加坡立国之始，面临的困境远不仅是贫穷、腐败、失业严重、资源匮乏、经济困境、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等等。只一代人时间，新加坡就凭空塑造并拥有了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团结共识，摆脱了在世界很多地方数百上千年扰攘不休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只一代人时间，多数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自豪感，对新加坡公民的全新身份认同，就超越了族裔、血统、宗教与文化归属带来的先天疏离，这甚至是比经济起飞更不容易的成就。要知道，即便美、英、法这样老资格的发达国家，仍难以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2015年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血案、2014年美国的弗格森事件、2011年的英国伦敦骚乱，种族矛盾都是重要导火索。而在中东、在非洲，与新加坡同时期独立的许多国家，部族与教派冲突更是反复打断国家发展进程。
第三问：新加坡为何没陷入历史悲情与对自身发展劣势的自怜？
新加坡有足够多的理由陷入历史悲情和自卑自怜，这是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国家，是下南洋“苦力”的流转集散地，立国前经历了百多年英国殖民统治和二战期间日本残酷的军事占领，日军仅一次“检证”行动，就屠杀了6000多名新加坡青年，李光耀侥幸死里逃生，晚年回想仍觉惊悸。不仅如此，新加坡当年还是因为马来西亚联邦议会全票通过予以驱逐而被迫立国的，李光耀为此平生第一次当众哭泣。对建国之初的新加坡，迫在眉睫的甚至不是发展和脱贫，而是如何生存。
但如今的新加坡，不仅解决了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把劣势反转变成优势。比如新加坡自来水供应本来全靠马来西亚，为此李光耀夫妇处心积虑在建国之时专门要求马来西亚在宪法修正案里补充规定保证对新加坡的水供。但现在，新加坡饮用水已实现自给，净水科技领先全球，自来水直饮质量令西方很多国家自叹弗如。新加坡经常被马来西亚等邻国比喻成“东南亚的以色列”，但以色列建国时已经拥有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的金援智援亦丰，而新加坡相形之下人才匮乏，像李光耀夫妇这样的剑桥大学一等生凤毛麟角，如今，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新加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一切，不是国家小就能够做到，甚至是国家小，人口规模小会更难做到。
李光耀任职总理的时候，在不同场合说过两句很有名的话。对外，谋求新加坡在国际社会的立足之地，他说，这世界上没有谁欠新加坡一碗饭吃。对内，拒绝采行欧洲式“摇篮到墓地”的高福利制度，他说，政府不欠任何人一碗饭吃。把否定句式换成肯定句式，他的主张其实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救自己，国家如此，个人也要如此。
限于篇幅，追问就此打住，只再简单谈谈关于李光耀成就和“新加坡奇迹”的几点想法。
第一，李光耀的治理之道，其实很难找到政策上的创造和创新，每样政策，不拘巨细，都清晰可见对他国经验的“拿来”，从英国，从日本，从美国，更从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拿来。虽乏创新，但李光耀的“拿来”和拿来后自行搭配的眼光，实在称得上卓越。
第二，李光耀师承主张“一步推动，一点一滴改良”的费边主义和建立多元主义国家的英国思想家拉斯基。李光耀受过严格的英式法律思维和实证思维训练，其实用主义，仔细思量更近于实证主义，如果被当成功利主义甚至急功近利，恐怕是严重误读。
第三，新加坡走的不是西化道路，但也不是一些西方媒体评论认为的儒家现代化道路，可以说是一条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以合铸新加坡之璧的亚洲现代化道路，儒学与西学，在实践中无法也不应该根据体用之分来取舍。
第四，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先于发展，从而在亡羊之前提前补好了漏洞。已经有太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表明，经济发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可能推迟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导致发展难以持续。本文的三个追问，都可以在新加坡先行一步、未雨绸缪的制度设计中找寻答案。比如，新加坡各族群和睦相处，是这个移民国度稳定的基础。李光耀不顾强大阻力，力推以英语为第一通用语言，除向国际求生存，这也是重要考量。新加坡没有少数民族政策，或者说，没有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但具体制度设计中，严格防止单一种族的聚居，比如政府建设的“组屋”，各族裔有固定的入住比例，房屋买卖也得受这一比例限制，看似简单，却非常奏效。一句话，制度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方面，新加坡经验值得我们做更进一步研究。
当年，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报告认为，越过陷阱的13个成功经济体有5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开放型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第二，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当时，该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说：“这是一个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要素。”
斯宾塞单纯从经济角度讨论发展问题，李光耀的视角或许是很有必要的补充。他在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总结说：“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回看上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中世界，拥有第一个条件的很多，第一和第二个条件都满足的也有一些，三者俱备的则凤毛麟角。3月29日在李光耀的国葬仪式上，他的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悼词中也意味深长地谈到这一点。他引述父亲生前的话说：“尽管发展我们的经济非常重要，发展我们社会的性质同样重要。”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每个国家都注定要走自己的道路，他国经验教训只能参考借鉴却无法复制。何况我们现在了解的新加坡发展史，实是由李光耀和他的战友叙说的，基本限于主事者的单一视角，很可能还存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需要继续校正研究结果。（作者：徐剑梅，原载《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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