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明冲突论”而名噪一时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李光耀和新加坡政治的忠实拥护者，在他那本同名著作中，他对新加坡在文化融合、国家认同方面所付出的成功努力作出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赞誉。但即便是如此，亨廷顿似乎也不看好新加坡的未来，他曾说：“李资政带给新加坡的正直与高效很可能会跟着他进入坟墓。”
的确，备受一些中国评论者青睐的所谓“新加坡模式”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形态。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急需要订立一份新的社会契约。
“新加坡病”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详述了新加坡独立后半个世纪以来在各方面建设的绚丽成就，但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热带小岛上，今天的新加坡人却并没有感觉到幸福。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在2012年底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全球乐观积极心态排行榜上，新加坡与伊拉克、亚美尼亚和塞尔维亚一起，排在最末位置。那一年，新加坡人均GDP达到了世界第五。
新加坡越来越富有，但普通百姓却感觉日子过得越来越艰辛。
首先是在经历了数十年持续快速发展之后，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慢下来，甚至出现停滞的迹象。2010年的超高增长过后，2011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4.9%，2012年锐降至1.2%，以后两年虽有所回升，但再没有超过4%。不仅分析人士，就连政府都认为，这个城市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两位数或较高个位数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去年曾公开表示，未来10年新加坡平均年经济增长能达到3%以上就已经不错了。
与经济和收入的绝对增长放缓相比，更令一般市民感到不满的是水涨船高的生活成本和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读过本文上篇的读者已经知道，新加坡目前是全球富豪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这么多的百万富翁云集在这样一块狭小地带，必然急速推升房价、医疗及其他各项生活成本的上涨，新加坡目前已是全球生活最昂贵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2012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触及0.478，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仅次于香港，高居第二，这也是1965年独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联合国[微博]的数据也显示，虽然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它的“收入平等”水平却位居世界第105位。
新加坡政府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归咎于全球化对其开放型经济的影响，但它没有规定官方的贫困线，也拒绝设定最低工资保障线。人民行动党依然固守其一贯理念：新加坡应当坚持其传统的自由市场、低福利政策。政府相信，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会让低收入群体受益，因而不必迎合选民的民粹主义思潮。李显龙自信地表示：“我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止境地扩大下去。”实际上，他也不愿意承认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有多么巨大。
如果说眼下确实存在一种日益加剧的“新加坡病”的话，那么它的几乎所有症状都可以在移民问题上找到。
自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奉行“无移民则国家不立”的政策，接纳并欢迎从富豪到普通劳工的各层次海外移民。近年来，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低下，新加坡政府采取了更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大量引进外来劳工和专业人士，新移民也骤然增加。新旧世纪之交的2000年时，新加坡总人口只有不到400万，但在过去短短10多年间就增加到了530万。除了这些新移民，还有很多并不拥有新加坡身份的有钱的外国人生活在新加坡。
短期内，外来移民的急速膨胀以及国际游资的蜂拥而至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活费用上涨，道路、公共交通、学校和医院等公共设施不堪重负，廉价的外来劳工还对本地人的就业岗位构成巨大压力……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体则现在房价上。2009年至今，私有住宅价格飙升了60%。
移民浪潮还触发了更为深层次的归属感问题，有人担心，建国仅有50年的新加坡，国家认同感本就脆弱，塑造认同的过程仍在进行中，很有可能被移民潮所打断。一些人已经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做一个新加坡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2年底，近百名中国籍巴士司机因不满薪资方面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进行非法罢工。新加坡政府表示不容许外国人破坏本国法律，对罢工者作出严惩，带头的四名司机后来被监禁一个多月，另有29人遭遣返。2013年，一名领取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在网上骂新加坡人是狗，引发了更大的公愤。许多新加坡人认为这样的外来者“忘恩负义”，要求政府取消其奖学金。
与这些引起新加坡国民广泛关注的事件相比，2013年12月8日发生在“小印度”一带的骚乱则震惊这个平常连街头示威都罕见的国家。“小印度”区是早期印度移民在新加坡聚居的社区，目前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也是来自印度和孟加拉客工喜欢聚集的地方。在那个周日，一名印度客工在小印度跑马埔路（Race Course Rd）和翰莎路（Hamp-shire Rd）的十字路口被一辆私人巴士撞倒后当场丧命，引发工友及路人不满，聚众包围袭击了肇事车辆、警察车及随后赶到的救护车。警方统计，共有400余人涉及暴乱，造成10名警察受伤，5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损毁。警方逮捕了27名南亚裔肇事者，并对其中24名印度籍劳工提起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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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的意外事件并非这几年才有，但移民作为一个日趋严重的政治问题凸显出来以后，它们激发了素来温和理性的新加坡人对外来者的越来越大的敌意。
政府近年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缓解国民与日俱增的不满。从2012年起，新加坡逐渐收紧了针对移民的限制。例如，规定想让配偶及子女陪伴自己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外籍劳动者的最低月收入必须在4000新元以上，这比新加坡的平均月工资高出近1000新元；政府还实施了要求雇主在招人时优先考虑当地人的劳工新政，雇主若要聘请月薪不超过1.2万新元的职位，必须先在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的工作资讯库中刊登招聘广告，两星期内仍无法招聘到合适的本地人，方可聘用外籍人士。而为了抑制楼价，给楼市降温，政府在过去4年里也推出了不下六、七轮新政，其中包括外国人买房要额外支付15%的印花税等。此外，新加坡还取消了一项投资移民政策——过去只要把810万美元的资产留在新加坡，就可以在五年之后取得永久居民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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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补救性的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问题，这是因为这个城市国家出生率极低。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对国民进行宣传，鼓励多生育。新加坡对生育第一和第二个孩子最多分别奖励4000新币，对生育第三和第四的孩子最高则奖励6000新币。但即便如此，新加坡的“整体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女性一生会生育的孩子数目）在2011年已降至1.2，而且仍在稳步下降。这意味着，如果不引入移民，新加坡的人口将会迅速萎缩。
按照政府的观点，如果新加坡要保持现在的经济活力、维持生活水准不下降，那么人口还应当继续增加。政府在2013年1月29日发表的一份相关白皮书中提出，新加坡人口应当从现在的530万上升至2020年的600万，并进一步上升至2030年的650-690万。为此，它估计，未来新加坡每年需要从外部引进1.5万至2.5万个新公民。到2030年，新加坡会有50-60万外籍“永久居民”外加230-250万外籍人士。也就是说，届时，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中有近一半不是出生在本国的。试想一下，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历史上可能从未有过，而它又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
所以，语言和人口，也是李光耀晚年思考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但他也没有给出什么好的答案。
“分水岭选举”
我在本文的上一篇中已经剖析了新加坡的所谓多党制和民主选举，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富裕岛国的大选很少会引来多少关注。1954年在李光耀参与下成立的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独立以来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每一场选举。选举前唯一不确定的问题是：反对党在议会中能够赢得几个席位（2011年前反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从来没有超过4席）。
不过，2011年5月7日的那场大选似乎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面对空间紧张激烈的选前政治气氛，就连已连续执政40多年的人民行动党都意识到，这一次自己陷入了真正的选战。按理说，201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4.5%，为人民行动党创造了空前有利的竞选环境，它自己也认为尽快举行大选更有优势。但一向处于劣势的反对党却利用了前文所列举的“新加坡病”的种种症状对执政党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强有力挑战。
在这次选举中，虽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国会87个议席中的81席（在2006年举行的上一届选举中，它占了84个席位中的82席），但反对党工人党(Workers party)创纪录地拿到了6席，还首次赢得一个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简称GRCs)。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了一次“政治海啸”，人民行动党以往不容置疑的地位显然已受到撼动。
在竞争最为白热化的阿裕尼(Aljunied)集选区，工人党推出由秘书长刘程强、主席林瑞莲和律师陈硕茂等党内精英组成的5人团队，以54.71%的选票一举击败包括外交部长杨荣文和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在内的人民行动党团队。这是自1988年引入集选区制度以来反对党首次赢得一个集选区，也让新加坡国内深得民心、国际上也颇受认同的杨荣文丢了官——形象开明的他此前被认为是新加坡最不需要担心选票的政治人物之一，一度甚至被视为李显龙接班人的潜在竞争者。
所谓集选区，是新加坡独有的一种选举制度，它要求参选者必须以四至六人组成组成一个选举团队，集体投入竞选，他们必须属于单一党派，且其中至少要有一名少数族裔候选人。目前新加坡80%以上的选民被划进面积远大于单选区的12个集选区里。按照李光耀和吴作栋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设计出这样一种制度，初衷是为了确保国会中永远都有相当数量的少数种族议员，从而保障少数族群的代表权。
“新加坡模式”的拥护者认为，在集选区制度之前，少数族群想要当选议员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少数族群集中居住，二是少数族群组织自己的政党，但这两种方式都极易引发族群对立。因此，集选区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迄今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未能有效解决的种族矛盾问题。但批评者认为，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是专门为了打压反对党，因为它们本来就势单力薄，没有足够资源和人力，而新加坡的选举一共又只允许有10天时间做政治动员，因而反对党很难在短时间内难凑齐一个包含少数族裔候选人的阵容齐整的团队去同强大的执政党对抗。
但在2011年的这次选举中，只有李光耀本人的团队因所在集选区没有竞争对手而自动当选，反对党投入了其他所有集选区的选战。目前新加坡六个主要反对党中规模最大的工人党更是倾其所有精锐主攻阿裕尼集选区，最终，它如愿以偿地将杨荣文的人民行动党竞选团队斩落马下。
分析人士指出，工人党成功地捕捉到了普通市民的心，也把握到了年轻人对改变的追求。他们描绘的“第一世界国会”（新加坡有“第一世界的政府”，却只有“第三世界的国会”）的诱人愿景，吸引了许多年轻选民。
的确如杨荣文败选后所说的，新加坡的历史已经掀开新的一章。总理李显龙也承认，此次选举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他在大选结果揭晓后的讲话中说，“本次选举标志着我们国家政治版图的明显改变，我们必须适应。”总的来说，李显龙认为大选竞争激烈是件好事。“因为这让新加坡人思索自己的选择和新加坡的未来，而每个选民也都有投票的机会。”
在阿裕尼集选区胜选后的刘程强对支持者说：“你们以莫大的勇气取得了政治的突破，我知道这是个不容易的决定。”“这次选举的最大变革在于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变得更有竞争性。”
不过，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认为，虽然这次选举传递出新加坡人民想要执政党改变作风、更真诚地倾听民意、在制定政策时不再只询问专家精英的强烈信号，但新加坡距离工人党追求的两党制以及“第一世界国会”还很遥远。就连工人党自己也在各种拉票大会上反复强调，新加坡是一辆行驶良好的公车，只是需要一名副驾驶而已。
大选之后没过多久，李光耀和吴作栋联合发布声明，双双宣布从内阁退休。包括他们在内的6名成员还从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辞职，以期“推动领导层的更新”。相比于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的受挫，李光耀彻底退出自己一手把持了57年的政坛，也许更是一个时代结束的醒目标志。
而在当年8月举行的新加坡总统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推出的候选人、前副总理陈庆炎仅以35% 的得票率、0.34个百分点的极微弱优势战胜三个竞争对手中最接近的一位，赢得这个仪式性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职位。所有这一系列迹象仿佛都在预示着，人民行动党政府未来将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
根据法律，新加坡下次国会选举将在2017年1月之前举行，但普遍认为人民行动党政府会提早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有些媒体甚至猜测今年秋天以后就有可能迎来协议街大选。我在这里不惮对新加坡的政局做一个简单预测，我认为，如无意外发生，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反对党在下届选举中将赢得三分之一左右的国会席位，也就是将近30席。而最早到再下一届国会选举，2021或2022年，新加坡将出现政权更替，这个国家的第四代领导人将很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产生的。
历史、现实与未来
3个月后，201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将迎来建国50周年。无论是新加坡人还是关心新加坡的人，都有必要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作为回顾过去、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的基本立足点。
作为一个对李光耀先生无比尊重的中国媒体人，我不止一次到过新加坡，并怀着虔敬的心情认真通读过厚达一千页的《李光耀回忆录》——这套未经删节的原版书是它的汉语编辑小组负责人、当时任职《联合早报》的成汉通先生亲自赠送给我的。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下册的开头部分，也就是新加坡被赶出马来亚联邦的那一历史瞬间的描述。
李光耀后来曾无数次地回忆那个瞬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过独立。”李光耀是泪流满面地向他人民宣布新加坡独立的消息的，自那一刻起，如何生存下去就成了令他那一代新加坡人夜不能寐的生死攸关的压倒性目标。
李光耀在200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展示了他罕见的直率，他认为，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地理位置上都是不合理的”。“它（新加坡）本不应该存在，而且也无法存在……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要素，缺乏一些基本的因素：同质的人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命运。所以，历史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而我尽了自己的那份力。”
事实上，我还认为，若不是李光耀及其同事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杰出成就，新加坡不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那样发生严重的族群流血冲突，已是上上大吉了。
因此可以说，新加坡能够存活下来，就已是一个奇迹。但李光耀却像一个神奇的魔法师，让这个“不应该存在的国家”运转得如此良好，通过繁荣的经济增长、明智的语言政策、高超的外交手腕弥合了内部分歧，赢得了国际尊重。上了年纪的新加坡人敬畏李光耀，不仅是因为他的严父般的威权，更因为他与他们自己摆脱贫困的艰辛而成功的人生轨迹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开。对他们来说，李光耀就是新加坡，没有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是无法想像和不敢想像的。
对于那些以专制独裁来抨击李光耀和“新加坡模式”的年轻一代，李光耀的担忧也许有些过头，但却是值得认真倾听的：“他们认为一切本来就是这样子，可以肆意对待。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都不是如此。”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提醒一些一知半解地抨击李光耀和新加坡体制的所谓“民主派”的：现代民主政治是一个历史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一张理念的图纸。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很想对同样一知半解或其实心知肚明的“新加坡模式”的鼓吹者说：新加坡模式本身已经走到转折点，它必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是主动的，就是被迫的。
这是因为，时至今日，新加坡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生存危机早已是远去的往事。对于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来说，在经济上，付出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后换来的物质财富，已经不是“新加坡梦”的全部。新一代领路人不但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延续新加坡的经济繁荣，还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经济上的成功到底是为什么，为了谁？就像李显龙在2013新年致辞中说的：“我们不是没有人情味、没有头脑的机器人(65.450, 3.62, 5.85%)，只知一味数数、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
在政治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新一代新加坡人的自我意志和政治参与意识也比他们的上一辈高涨得多，他们有着更多独特和多元的诉求。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则大大降低了政治动员的门槛，放大了意见分歧，提升了年轻人对政治的参与度。
实际上，近年来李显龙领导的政府已经做了许多调整，以回应民众的呼声和不满。2012年初，政府大幅度削减领导人薪资。政府还承诺将更多地考核官员在其他方面的业绩，诸如将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最贫穷五分之一人口收入得到增长等等。
事实上，新加坡政治已经在悄然变化之中。作为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热心用户，李显龙具有一种集思广益的风格，经常试图与公众展开平等对话。李显龙缺乏父亲的个人魅力和强势铁腕，但却是一位能干且善于交流的领导人，他的执政风格与李光耀截然不同，但同样受到了广泛尊重。有人很好地总结指出，如果李光耀是一个严厉的父亲的话，吴作栋就是一个慈祥的兄长，而李显龙则更像是一个友善的朋友。
结语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很少有一个小型城邦国家能够生存一个世纪以上。这使得李光耀时刻保持着警觉和危机意识，他已经把这一特性深植于新加坡社会中。
过去半个世纪里，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取得了一般人不敢想象的巨大成功，但现在，它进入了从“青春期”成长为成年人的瓶颈。作为一种人治成分很浓的特殊政治形态，“新加坡模式”正在走向转轨的最后阶段。对把持政坛半个世纪之久的人民行动党来说，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一剧变必将到来。未来的一切要看它自己的努力和造化，这关系到所有新加坡人的福祉。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世间已无李光耀。正如李显龙在他父亲的悼词中说的：“我们将不会再看到跟他一样的另一人。”作为一种姿态表达，李显龙还曾断然说，未来的新加坡领导人将不再会在自己家族中产生。
新加坡需要一份具有更加广泛合法性的新的社会契约，不像世界上其他许多令人绝望的地方，新加坡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而在这份民众前所未有地充分参与的契约的签订过程中，高瞻远瞩、精明能干、灵活务实的精英阶层依然可以和应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经济观察报，作者：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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