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两个小时，一部描写新加坡1980年代青年歌曲创作的电影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在报纸的多次报道后，终于公映了。
电影叙述了从1970年代末尾的南洋大学“诗乐”，到1980年代“新谣”的创作背景和发展历程，采访了包括创作歌手、电台播音员和电视导播等，试图介绍新谣的前身今世。
多年来，有关“新谣”的介绍不断充斥在中文报章和华语电视上，甚至也作为新加坡的文化遗产被展览过。因此，当这部2个多小时的纪录片要公映时，还是让人对这部电影有所期待。
电影搜集了大量的照片和影片，也访问了大量的经历者，制作者的辛苦跃然银幕。但平心而论，电影并未突破之前已有的任何叙述，在浓浓的怀旧情绪之下，显然缺乏深入的剖析，更没有精辟的反思。
尤其是，电影显然忽略了新谣究竟是哪里来的？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或者是文化运动，都会有着自身的沿革，而绝不会是从天而降的。例如，莫言的创作显然受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例如台湾校园民歌显然受到美国70年代乡村音乐的影响。
同样的，新谣决不可能是从天而降，也不可能是闭门造车所产生的，她必定是接受了众多的养分，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
但是，在这部纪录片中，新谣让我们觉得没有任何传承、没有任何借鉴，而是学生们写写诗、弹弹吉他就创作出来的。这显然是纪录片的重大缺陷。
纪录片中有一位受访者说，大陆歌曲太激昂、香港歌曲是粤语，台湾歌曲是模仿日本和欧美，因此本地华语创作歌曲没有参照对象（大意）。
这段话放在电影中，似乎让人觉得，新加坡诗乐和新谣，并没有从其他地方的歌曲创作脱胎而来的。甚至，从“诗乐”到“新谣”在电影中，也缺乏两者联系的探讨，而是很突兀地从前者转到了后者。
电影中，还是能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无论是“诗乐”还是“新谣”和台湾校园民歌，甚至台湾流行歌曲，有着相当重要的联系。
例如，电影中提及，在1981年，曾请来台湾第一代民歌手吴楚楚和杨祖珺参加演唱会。而“诗乐”本身，也诞生于台湾第一轮民歌运动（代表人物有杨弦、胡德夫、吴楚楚和杨祖珺等）之后不久。电影里的一些“诗乐”作品也有着杨弦作品的影子。
电影没有介绍“诗乐”和台湾第一轮民歌风潮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比对和猜测。例如，台湾第一代民歌手提出的“我们的歌在哪里”，也恰好是这部电影的受访者介绍当时开始创作歌曲的起因。真的是不谋而合吗？
“新谣”和台湾校园民歌以及80年代初期的港台流行音乐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
在纪录片中，巫启贤就谈及《邂逅》和陈百强的一首歌的直接关系。也有受访创作者谈及，台湾的创作并非那么高不可攀，显示他们确实拿台湾的校园歌曲加以借鉴。
而电影中也透露，新谣的初期，曾直接使用“校园民歌”和“民谣风”这样的称谓，后来才使用了“新谣”这个字眼。而众所周知，“校园民歌”当初就是台湾校园民歌的简称，“民谣风”是台湾四海唱片公司的校园民歌作品系列的总称。
电影中这些只言片语，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的“诗乐”和“新谣”其实是和台湾校园民歌有着极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纪录片虽然不是刻意隐去这种关系，却基本没有专门探讨新谣的来历，这让纪录片的历史感，大打折扣。
事实上，我们从很多人的回忆中，以及报章的文档中，都可以看到当时新谣的来历。
新加坡词曲创作者郭永秀曾经在一个歌曲发表会上，这样介绍新谣的来历：台湾校园歌曲，传到了香港，又传到了马来西亚，然后才传到了新加坡，为新谣所借鉴。
新加坡一些报纸，当年还报道过，台湾民歌手齐豫、梁弘志，以及创作歌手罗大佑，都到新加坡和新谣歌手举行过座谈和交流。
这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都没有看见，确实令人遗憾。尤其是，电影失去了一个更加具有历史视野审视新谣的文化历史脉络的机会，实在是可惜了。
我们不久前曾经访问一位后来成了知名的电台播音员当年的新谣创作人。我们从中得知，当年唱片行强烈播送的流行歌曲，尤其是刘文正的歌曲，也是影响新谣创作的重要来源。
此外，新谣创作歌手黎沸挥曾经表示，他之前曾对英文摇滚乐非常痴迷，据信对他后来创作新谣歌曲创作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不是研究新谣的专家，但任何一个历史的叙述，都必须表述一种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就如众多研究台湾校园民歌的研究者，都会详细研究台湾校园民歌的来历，甚至台湾流行音乐的来历，及其所受的影响。这样做只会让叙述对象形象更为丰满，同时也是对历史的高度尊重。
《我们唱着的歌》的引子部分，是歌手孙燕姿在金曲奖得奖的档案片。紧接着，孙燕姿演唱了成名曲《天乌乌》，接着就由孙燕姿谈及新谣。有趣的是，这首成名曲其实就是取材于台湾的民谣《天乌乌》。
电影中一位受访者说，没有新谣，就没有孙燕姿的培养者，就没有孙燕姿。我们当然同意这位受访者所说的。但我们也想说，请告诉我们，新谣又是吸取了怎样的文化艺术养分而成为一种新加坡的文化现象之一的呢？（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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