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很在意所有的私人土地不可以轻易侵犯,否则市民不会支持政府开发计划。”被喻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以成功的现代化闻名于世,2014年世界城市峰会期间,“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博士接受南都记者访问,就新加坡城市发展经验,从城市规划如何处理与民众关系、中央商务区是否建立住宅、如何解决大城市病等多个方面为中国的城市规划提出建议。刘太格是新加坡多个政府机构的成员,先后担任过中国20多个城市规划的顾问。
城市规划绝对尊重市民
南都: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世界闻名,有了城市总体规划就可以吗?
刘太格:当然不是。我们花了4年研究现在的地块土地用途、容积率、高度限制,决定留还是改,怎么改。因为政府很在意所有的私人土地不可以轻易侵犯,否则市民不会支持政府开发计划。所以现在的总规划,其实是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规划合同。城市规划绝对尊重市民,市民也尊重规划,这个关系很值得强调。
南都:怎么保障城市的发展不损害市民的权益?
刘太格:我们的大原则是不把市民拥有的土地面积下降,只准上升,规划图的容积率是永远往上走的。我们非常小心地在做。
中央商务区不应建住宅
南都:中国现在也发展了很多中央商务区,你怎么评价?
刘太格:我知道北京C B D以前的规划中50%是写字楼,25%是住宅,还有25%是其他的商业和文化设施的配套,扩展时也延续这种结构配比。在CBD建住宅,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很大的通病。我大概是全球所有规划师中唯一不赞成在C B D建住宅的人,有的专家认为里面住些人就有人气。可是在这里放几栋高楼让人住,能容纳的人口连全市万分之一还不到。
南都:那合理的C B D规划应该是怎么样的?
刘太格:你去看乌节路(新加坡著名旅游购物街),我们把土地的使用功能很巧妙地配合起来,里面没有住宅,但是有适当的商场、餐饮店、酒店,市民可以日夜享用。把它们的比例做得恰当,就是不夜城,合理发挥了中央商务区的作用。对比之下,新加坡珊顿大道(新加坡著名金融区),在晚上七八点就变成了空城,它没有理解到乌节路的秘诀。
南都:这样做对城市发展的好处是什么?
刘太格:CBD是很集中的商业用途,在它周围建住宅,比在它核心盖房子效率高得多。好处一是刚才说到的,让里面日夜有人气,二是可以把全市的交通处理好。
做城市规划要做大容量
南都:中国现在正在经历新型城镇化,很多城市在重新做规划,你有什么建议?
刘太格:做城市规划一定要做长远、做大容量。从远到近,从大到小。
在长远规划方面,比如新加坡1991年完成制定的就是百年规划,1991年新加坡人口在300万上下,我们预测2091年会有500多万,现在已经540万人口,提前80年达到这个数字。如果当时没有做百年,现在新加坡的土地可能就用完了,现在也没有更多土地开发。
南都:如果不这样做呢,会产生什么后果?
刘太格:比如上海、北京。一个城市,远期人口做得太少,人口就容易超量。就好比碗里的饭,多了要压下去,密度提升,像中国有些地方比新加坡还高。再压怎么办?碗破了,交通就会堵塞,基础设施也跟不上,这就是“大城市病”。
南都:一个规划做到放眼百年,在这期间如何保障它的落实和严肃性?
刘太格:首先要做得非常完善,第二要变成法律文件。第三不能随便改。按照新加坡的经验,每5年对规划做一次小调整,因为不可能在今天预测到百年以后的发展机遇。每10年,政府各部门研讨,做比较大的改善。但这些都是在原有规划基础上修改。
南都:调整需要一个怎样的程序?
刘太格:有一个政府的部门,总规委员会,任何规划调整无论大小都要通过它来批准,上报给国家发展部部长、内阁。所以不是部长权大可以任意改。也要走一定程序。新加坡发展得好,一定首先是要尊重规划。
南都:在这5年、10年中间还会不会有微调?
刘太格:是的,任何开发商都可以提出跟规划有差异的要求,要书面提出,我们去研究,如果他们合理,就会修改,不但是适应他们要求,也适应今后所有雷同情况的开发要求。成功案例非常多,这样更符合市民对城市功能的需要,也符合最先进商业运作需要。
南都:现在中国也花很大力气做城市规划,可是往往效果并不好,你怎么看中国的规划水平?
刘太格:中国的城市规划质量在非欧美国家里是相对比较高的,不过也还需要再改善。有些规划师并不懂,领导也不懂。如果规划不合理,将它法制化反而会让城市走上歪路。(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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